京津冀水源涵养生态服务供体区与受体区范围的划分

京津冀水资源问题已经严重制约区域经济发展,定量分析研究区水源涵养生态服务供受关系,有助于深刻理解区域上下游之间的生态联系,促进区域生态公平,实现区域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利用降水储量法、水量平衡法及水源涵养生态服务供体区与受体区划分方法,分析2000-2010年京津冀净水源涵养量空间格局,划分研究区水源涵养生态服务供体区和受体区范围.结果表明:①冀北燕山山区净水源涵养量最高,年均值为65.24~81.35 mm,其次是冀西太行山山区,年均值为46.47~61.28 mm;净水源涵养量负值区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和大中小城市,年均值为-130.46~-152.39 mm.②水源涵养生态服务供体区占研究区面积的41.42%,单位面积（m2,下同）平均净供水量为0.03~0.07 m3;水源涵养生态服务平衡区面积占25.01%;水源涵养生态服务受体区面积占33.57%,单位面积平均净需水量为0.18~0.41 m3,是供体区供水能力的6倍左右.③从流域来看,滦河流域的承德市为天津市、秦皇岛市及唐山市供应水资源,年均供水总量为23.7×108 m3;永定河流域的张家口市为北京市供应水资源,年均供水总量为5.3×108 m3;大清河流域的保定市为北京市及天津市西南部供应水资源,年均供水总量为8.2×108 m3;但子牙河流域和漳卫河流域供水能力严重不足.研究显示,燕山山区和太行山山区为水源涵养生态服务供体区,东部沿海和大中小城市为主要水源涵养生态服务受体区,水源涵养生态服务供体区净水源涵养能力不能满足水源涵养生态服务受体区需水量,整个研究区供受关系严重失衡.      

京津冀地区地下水污染防治现状、问题及科技发展对策

地下水作为京津冀地区重要的战略水资源和饮用水源,其超采问题和环境质量恶化趋势一直未能得到有效遏制,严重危及该区域饮用水安全与可持续发展.为加快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落实《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国家重点战略,围绕改善京津冀地区地下水环境质量现状目标,分析了京津冀地区地下水环境存在的四点主要问题:①地下水污染严重,缺乏科学的风险管控与污染防治策略;②地下水污染源点多面广,污染监管体系亟待完善;③地下水污染分类治理技术集成创新与工程示范亟待开展;④地下水超采问题突出,迫切需要研发地下水安全回补技术.在此基础上,系统地梳理了京津冀地区已有的地下水环境管理基础,并提出“十三五”期间京津冀地区地下水污染防治的4个研究方向:①开展地下水污染特征识别与系统防治研究,完善京津冀地区地下水污染防治顶层设计;②突破地下水污染精确识别与优化监测技术,提升京津冀地区地下水环境监管能力;③研发技术经济最优的源头阻控与污染修复成套技术,提升污染场地地下水修复治理能力;④开展回补区适宜性与环境风险评估,建立协同高效的安全回补技术体系.研究成果可为提升京津冀地区的地下水环境质量管理水平、保障京津冀地区饮用水安全提供技术与管理支撑.      

东营市孤岛地区土壤中类二噁英类PCBs的污染特征

2011年4月采集了东营市孤岛地区20个表层土壤样品,采用索氏提取-弗罗里土柱净化-气相色谱-电子捕获检测器检测的方法对采集的样品进行测定,揭示了该地区表层土壤中类二英类PCBs(dioxin-like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DL-PCBs)的污染特征.结果表明,DL-PCBs的含量范围为1.4～7.4μg·kg-1,平均含量为(3.5±1.7)μg·kg-1;DL-PCBs的毒性当量为1.2～31.8 ng·kg-1,平均值为5.4 ng·kg-1,超过了加拿大土壤环境质量标准(4.0 ng·kg-1).各采样点间DL-PCBs的同系物组成相似,均以四氯联苯和五氯联苯为主,两者之和超过DL-PCBs总量的80%;从孤岛城镇到郊区,DL-PCBs的含量逐渐降低,这与许多化工厂分布在城镇周围有关.相关性分析显示,土壤中DL-PCBs的含量与土壤有机碳含量与黏粒含量显著正相关(R2分别为0.732和0.687,P<0.01),而与土壤砂粒含量负相关(R2=-0.438,P<0.05).     

区域理论大气环境容量研究

根据质量守恒原理,综合考虑迁移、扩散、干湿沉降、化学转化等因素,建立了区域理论大气环境容量模型——容量箱模型,对各参数的量化提出了计算式。在考虑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环境敏感区和地形陡峭的山坡不能布置工业企业的情况下,提出了可利用大气环境容量概念。并以乐山市北部地区为例,计算了该区域的SO2理论大气环境容量,为乐山市相关管理部门进行生产力布局提供了宏观导向。     

区域规划环评中大气环境监测点位布设研究

探讨了大气环境监测点位的布设方法,在区域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布设大气监测点位时,应综合考虑开发区的功能区划分、区内产业分布及环境敏感点分布等情况;结合规划区内外现状及规划实施后重点污染源的位置及排放高度,根据区域污染气象条件,采用Gauss模式预测最大浓度落地点,并以此作为区域大气环境监测点的布设依据.对某区域开发规划案例进行了大气环境监测点位布设研究,通过实践,该布设方法不仅可以反映区域大气环境质量现状的空间分布特征,而且可以为区域大气环境预测提供良好的数据支持,为优化区域规划提供依据;同时,对规划后的污染源最大浓度落地点的监测,可以为单个项目的环境预测提供背景值,起到简化入区建设项目环评的作用.     

洞庭湖区不同利用方式下农田土壤有机碳含量特征

土地利用方式是影响土壤有机碳含量和动态的重要因子之一。其利用方式的改变必将引起土壤有机碳含量发生相应的变化。在洞庭湖腹地选取典型样区，通过调查走访和密集取样，分析了不同土地利用方式（旱地、水旱轮作地、一季稻水田和双季稻水田）下623个农田耕层土样有机碳含量。结果表明，研究区内土壤有机碳含量高低顺序为双季稻水田（28.12 g/kg） > 一季稻水田（27.03 g/kg） > 水旱轮作地（24.79 g/kg） > 旱地（17.96 g/kg），其差异均达到极显著水平（P < 0.01）。土地生产力、秸秆还田量和土壤水文状态是导致不同利用方式下耕层土壤有机碳含量差异的主要原因。进一步分析表明：加强作物秸秆还田（土）、提高土地复种指数、增加地表覆盖是维持和提高洞庭湖区耕作土壤有机碳含量的可行措施，尤其是旱作土壤。     

近50年来江汉湖群水域演化定量研究

根据江汉平原湖区发育背景、资源环境结构和社会经济功能等方面因素,将研究区界定为湖北省境内以江汉平原为依托、海拔50 m等高线以内的所有地区。其范围在东经 111°36′38.76″~116°7′52.14″、北纬29°25′59.25″~31°27′14.45″之间，按自然界线计算面积4.664万km2，按行政区统计面积为6.475万km2。运用RS/GIS技术，分析得知：近50年来，江汉湖群湖泊总数量和总面积均表现出总体下降、中间年份有波动的趋势，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初(2000年)，0.1 km2以上的湖泊总数量分别是1 309、611、612、838、768、771个，0.1 km2以上的湖泊总面积分别是8 503.7、5 462.5、2 933.8、2 977.3、3 451.4、3 188.1 km2。围湖垦殖是近50多年来江汉湖群演化的主要原因和主导因子。     

三江源地区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分析及其价值评估

从凋落物层和土壤蓄水能力角度来定量评价三江源地区生态系统涵养水分功能；以三江源地区年径流量作为指标来评价其涵养水分功能；使用影子价格法评价其涵养水分功能价值。结果表明：三江源地区植被凋落物和土壤涵养水源能力总计为1.646 9×1010t，涵养水源能力总价值为1.103 4×1010元，其中，植被凋落物涵养水源能力为1.55×108 t，价值为1.039 8×108元；土壤涵养水源能力为1.631 4×1010t，价值为1.093 0×1010元。三江源地区年径流量为4.93×1010m3，价值为3.303 1×1010元。可见，三江源地区生态系统涵养水源功能巨大。     

气候变化对长江源地区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的影响

近十几年来，长江源区气候暖干化趋势明显，冰川退缩、湖泊萎缩、草场退化、土地沙漠化、水土流失等环境问题日益严重。高寒草甸是长江源地区主要的植被类型之一，在全球变化影响下，以耐低温寒冷的嵩草属（Kobresia）植物为建群种的高寒草甸将面临更严重的生态胁迫。以长江源地区高寒草甸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采用国际通用的生物地球化学模型模拟高寒草甸生物量、生产力和土壤有机质等的动态变化，并综合考虑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生产力和营养元素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影响，探讨了全球气候变化对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可能造成的影响。     

三峡库区危险工业废物的现状及清理处置分析

目前，三峡库区沿江堆存有大量的危险废物，这对蓄水在即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极具威胁，对库区生态环境，水资源及人群的身心健康有潜在的危害性，必须进行全部清理处置。库区堆存的危险废物近1．5万t，种类多，成分复杂，毒性大，清理处置困难。分析了典型危险废物的危害性，同时根据三峡库区库底废物清库要求和规范，结合库区实际情况，提出库区库底堆存危险废物的清理处置方案：危险废物中约578t可进行化学中和稳定化处理，焚烧处理，综合利用等无害化处理，其余不能进行无害化处理的危险废物，在坝前177m水位以上选择合理的地点进行安全，可靠的临时贮存处置，待库区危险废物处理处置中心建成后再进行最终的处理处置。